治疗输卵管炎性不孕选长江微创腔镜 -不孕治疗,输卵管炎治疗,输卵...
向玉华
[摘要] 目的 探讨高龄非输卵管性不孕女性助孕治疗过程情绪障碍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2015年10月～2017年5月收治的150例高龄非输卵管性不孕并采取助孕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患者负性情绪，并根据结果分为正常组与情绪障碍组，分析两组女性患者临床资料，探讨其情绪障碍的影响因素。 结果 150例患者中，出现情绪障碍者94例，情绪正常者56例；经单因素分析显示，情绪障碍组妇科炎症、性病、无业状态构成比依次是82.9%、14.8%、58.3%，均显著高于正常组的67.9%、3.5%、75.0%（P < 0.05），经济来源中仅男方、仅女方、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构成比依次是56.4%、39.4%、4.2%，与正常组的48.2%、25.0%、26.8%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情绪障碍组月经量异常率、月经紊乱、痛经史等发生率依次为79.8%、71.3%、90.4%，均显著高于正常组的62.5%、60.7%、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依次为5.3%、4.3%，均显著低于正常组的16.1%、1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因素分析顯示，妇科炎症、经济来源、职业状态、生化妊娠及临床妊娠情况均是高龄非输卵管性不孕女性情绪障碍的危险因素（P < 0.05）。 结论 高龄非输卵管性不孕女性助孕过程中易出现情绪障碍，其中生理情况、妇科炎症、经济收入等均是导致其产生负性情绪的诱发因素，在提供助孕服务时需注意防范。
[关键词] 输卵管性不孕；助孕治疗；情绪障碍
[中图分类号] R71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8）04（c）-0098-04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otional disorders dur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in elderly women with non tubal infertility
XIANG Yuhua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Enshi Clinical College of Wuhan University， Hubei Province， Enshi 445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otion disorders dur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in elderly women with non tubal infertilit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50 cases of elderly non-tubal infertile women and given th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in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Enshi Autonomous Prefecture from October 2015 to May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negative emotions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 emotional disorders group.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ir emotional disorders were explored. Results Among the 150 patients， there were 94 cases with mood disorders and 56 cases with normal mood.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s of gynecological inflammation， venereal diseases and unemployed status were 82.9%， 14.8% and 58.3% respectively in the emotional disorders group，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group with 67.9%， 3.5% and 75.0%，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oportions of economic source from male， female and the combined male and female between the emotional disorders group and the normal group [（56.4%， 39.4%， 4.2%） vs （48.2%， 25%， 26.8%）] （P < 0.05）. The incidence rates of irregular menstruation， menstrual disorders and dysmenorrhea were 79.8%， 71.3% and 90.4% in the emotional disorders group，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group with 62.5%， 60.7% and 75.0%，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biochemical pregnancy rate and clinical pregnancy rates were 5.3% and 4.3%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group with 16.1% and 14.3%，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gynecological inflammation， economic sources， occupational status， biochemical pregnancy and clinical pregnancy were risk factors for emotional disorders in elderly women with non tubal infertility （P < 0.05）. Conclusion Emotional disorders are prone to occur dur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in elderly women with non tubal infertility， and the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gynecological inflammation and economic incomes are the inducing factors for negative emotion， and precautions should be taken in provid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services.
[Key words] Tubal infertility；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Emotional disorders
高龄女性生育是指年龄≥35岁者，因女性卵巢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衰退，其体内雌激素水平呈波动性下降，随之身体各器官发生相应退行性改变，其生育能力显著下降，表现为卵子数量、质量下降，流产、早产等风险亦显著增加，其生育情况不容乐观[1]。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及生活方式、生育政策改变，高龄不孕女性越来越多，如何为高龄不孕人群选择最合适的助孕方式成为生殖医学目前探讨的焦点[2]。笔者于临床工作中发现，高龄不孕女性在助孕过程中，其生理、心理均承受较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助孕效果，尤其是非输卵管性不孕女性[3]，其助孕方式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且此类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其助孕效果并不显著高于输卵管性不孕女性[4]。本研究旨在分析影响高龄非输卵管性不孕女性在助孕治疗中的情绪障碍问题，为规范我国高龄不孕女性的诊疗及护理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分析2015年10月～2017年5月就诊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以下简称“我院”）的150例助孕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例纳入标准：①年龄≥35岁；②經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及腹腔镜检查，显示输卵管通畅；③符合助孕条件。排除标准：①子宫结构异常、阴道异常等导致不孕者；②男方性功能异常，或精液质量差者；③男方/女方家族有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④既往精神疾病史。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助孕方法 本研究中患者予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宫腔内人工授精（IUI）两种助孕方式，其中IVF-ET步骤如下：首先促排卵，当至少1个卵泡直径≥18 mm或2个卵泡直径≥17 mm，或3个卵泡直径≥16 mm时，就诊当晚注射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6 000～10 000 U，34～36 h后经阴道B超引导下穿刺取卵；取卵后第2天选取1～3个优质卵细胞进行胚胎移植，于取卵当日每日肌肉注射黄体酮40～60 mg进行黄体支持；移植后第4天行尿妊娠检查。妊娠成功后于第35天开始超声检查，如有妊娠囊、胎心搏动即可诊断为临床妊娠。IUI妊娠患者助孕方式如下：于月经周期后第5天口服克罗米芬胶囊（上海衡山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1021107；规格：50 mg）50 mg，连续5 d，于月经第10天开始B超检测排卵情况，如生长较为缓慢，适当添加用人绝经尿促性素，当有1个卵泡直径达20 mm时，给予HCG 6 000 U，24 h后行IUI，刺入B超证实排卵后予以黄体酮（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国药准字：H20040982；规格：0.1 g）20 mg口服，1次，第14天开始行尿妊娠检查，IUI后第35天开始超声检查，如有妊娠囊、胎心搏动即可诊断为临床妊娠。
1.2.3 临床资料收集 收集两组基础资料，包括男女方年龄、不孕类型、体重指数、不孕年限、既往生育、疾病情况、家庭经济情况。同时收集月经周期资料，包括月经初潮年龄、月经量异常、月经紊乱、痛经史。于确诊临床妊娠当日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其情绪障碍发生情况，所有患者确诊临床妊娠时采用SDS、SAS评估其情绪障碍，SDS标准分53分，>53分即表示抑郁；SAS标准分50分，>50分表示焦虑[4]，出现任一负性情绪均纳入情绪障碍组。并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统计两组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流产率等发生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影响情绪障碍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中，情绪障碍组94例，正常组56例。两组妇科炎症、性病、经济来源、职业状态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情绪障碍组月经量、月经紊乱及痛经史发生显著高于正常组，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均显著低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初潮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因两组临床妊娠人数均较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情绪障碍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将上述组间比较显示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Logistic回归方程中，并赋值，将情绪障碍作为因变量Y，情绪障碍=1，正常=0，将妇科炎症、性病、经济来源、职业状态、月经量异常、月经紊乱、痛经史、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作为变量X1～X9，无=0，有=1，其中经济来源按照男女双方=1，仅男方=2，仅女方=3。得出如下结果：妇科炎症、经济来源、职业状态、生化妊娠及临床妊娠情况均是影响情绪障碍的危险因素（P < 0.05）。见表2。
3 讨论
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开放，有关生育咨询的高龄育龄期妇女大幅增加，但我国高龄女性的生育现状并不客观[4]，因女性的生殖系统、代谢与激素密切相关，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卵巢水平受到干扰，不仅表现为生育能力下降、染色体异常、胚胎停止发育、自然流产及妊娠并发症等发生率显著增高，导致众多高龄非输卵管不孕女性需借助医学进行生育[5-6]。针对非输卵管不孕女性的助孕方式，较为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IVF-ET，一种是IUI，此类患者因缺乏IVF-ET指征，通常先采取IUI助孕，对卵巢功能严重下降而输卵管通畅的高龄妇女助孕结局并不理想[7]。
美国妇产科协会专家2015年共识指出，年龄>40岁的女性因生育能力接近衰弱，可直接行IVF-ET技术，众多助孕方式为高龄不孕女性带来希望，但据相关研究显示[8-9]，多数高龄不孕女性在助孕期间中均存在情绪障碍，患者因年龄的关系，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不断下降，部分患者可能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且经证实，多数育龄女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妇科炎症，最为常见是阴道炎、宫颈炎，机体本身已存在风险的边缘，是否能承受妊娠带来的双重负荷，任何一位临床医师都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10-12]。早期既有报道表示[13]，年龄对IUI、IVF-ET的妊娠结局具有一定影响，患者卵细胞数量减少、质量下降，进而胚胎染色体非整数倍发生率显著增加，导致受精后难以形成优质胚胎，自然流产率增加[14]，此类不良事件严重打击患者对未来生活的构想，继而出现抑郁、焦虑、悲观等情绪障碍。本研究发现患者生化妊娠率在5.3%～16.1%，临床妊娠率在4.3%～14.3%，流产率在12.5%～25.0%，周林燕等[15]对1312名高龄非输卵管不孕女性的2094个周期进行回顾，显示高龄（≥35岁）女性的生化妊娠率为5.52%～13.53%，临床妊娠率为4.14%～10.88%，流产率为20.00%～33.33%，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患者妊娠率普遍较低，认为年龄与女性生育能力密切相关，且高龄女性予以助孕，其成功率仍偏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分析影响其妊娠率的因素，并着重分析患者治疗期间情绪障碍的发生因素。本次研究显示，妇科炎症、经济来源、职业状态、生化妊娠及临床妊娠情况均是影响情绪障碍的危险因素，其中妇科炎症、生化妊娠及临床妊娠情况是导致其心理障碍的因素之一，充分证实上述文献结果；有关其经济来源、职业状态两个影响因子的探讨，研究显示经济来源中，“仅女方”患者发生情绪障碍是“男女双方”患者的7.625倍，笔者分析与我国国情及社会结构有关，通常为男性为主要劳动力[16]，且女性患者因助孕过程即已存在悲观、期待等复杂情绪，加之工作上不愉快事件的刺激，导致其发生情绪障碍，不利于助孕；而无业状态下缺失经济来源，两者相互矛盾[17-18]，但本研究显示正常组患者中经济来源多为男女双方，而女方无业状态者居多，笔者推测可能是双方家庭予以经济支持，但上述影响因子均是高龄不孕女性助孕情绪障碍的影响因子。但本研究亦具以下不足之处：本研究采用助孕方式为IVF-ET、IUI，未与其他促卵方案比较，早期既有报道显示[19]，年龄>40岁时采用控制性促排卵（COH）+IUI治疗的女性不孕患者，其活产率<5%，行IVF-ET助孕的女性不孕患者，41～42岁的活产率为15.2%，43～44岁活产率为6.7%，赠卵周期的活产率则高达54%，该研究认为对高龄女性而言，采取IUI、IVF-ET促卵治疗，均无法改善卵子或胚胎质量，并不能从中获取理想的助孕结果，也无法改善卵子数量及胚胎质量。此外，国内有关输卵管性不孕治疗方式研究较多，有关非输卵管性不孕女性相关研究较少，对此类患者的关心程度较少，其中涉及伦理医学，就诊患者对周围人和物均较敏感，多表现为情绪激动、悲观等，个体差异性较大[20]，而本研究样本量小，研究因素偏少，此乃本研究不足。
综上所述，高龄非输输卵管性不孕女性在助孕期间因疾病、经济、妊娠结局等因子均是情绪障碍的诱发因素，在予以助孕治疗的同时，医护工作者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健康宣教，避免负性情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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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12-13 本文编辑：任 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