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东莞石碣青少年网

王明建+杜成宪

摘要： 教育调查作为我国建立教育科学化与民主化机制的内容和手段，兴起于西学东渐和国人认知方式及价值观的转变之际，契合了清末新政的需要，与地方自治舆论的推动、国人对西学中国化的思索和流传我国两千多年方志撰写传统的影响相关。20世纪前期的教育调查，在数量上经历了1930年代前的上升期，1930年代的峰值期，1930年代后的下降期；调查的质量以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为大拐点，分为引入学习期（1921年以前）、运用拓展期（1922～1935 年）和成熟总结期（1936～1948年）；呈现出官方调查多于个人调查，对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地区的调查多于对差的地区的调查，关于学生和经费的调查多于教育教学其他方面的调查等特点。20世纪前期教育调查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促进我国教育科学化与民主化机制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和本土化建设的过程中，继续重视和倡导教育调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教育调查；20世纪前期；教育民主化；教育科学化；清末新政；西学东渐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1-0084-07

为了解决教育机制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近代以来的国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教育调查作为其中一部分，除了具有科学化与民主化教育机制建设的本体意义之外，它的“诊治”[1]功能协调和引导了移植于先进国家的教育制度与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发展壮大，为这一机制的建立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在“维教育事业，首重调查”[2]的认识之下，教育调查伴随了建立教育科学化与民主化机制探索的全过程。在清末教育新政中，教育调查是新政实施的内容和先决条件之一。1906年，学部颁布的《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对教育调查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3]。个人对教育调查的介绍研究与实践更早，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近乎同步。至1930年代后期，“无论从她直接影响教育实际方面去看，或是从她的方法与技术发展之关系方面去看”，已是“没有一种教育运动的兴趣，有像教育调查运动那样勃然兴腾”，“非其他的运动所可比拟”[4]。这一“勃然兴腾”的历史现象积累的大量调查报告，保存着大量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蕴藏着先进知识分子对建立教育科学化与民主化机制的分析、透视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是揭示我国教育现代化历程规律乃至社会变迁的特色矿藏，对其的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然而，教育调查在历史研究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被作为史料来运用，对教育调查的历史发展本身并未产生兴趣，未能揭示出教育调查发展的脉络概况、特点及规律，更缺乏对教育调查在我国的兴起、发展及其原因等方面的探讨。

20世纪前期的教育调查在其时的书籍报刊中有大量刊载。借助《全国报刊索引》《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和《民国时期总书目：1919～1949》及国内各大图书馆电子书目，统计分析历年教育调查的数量和内容，应该能够改善教育调查历史研究的这一现状。

一

近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和西学影响的愈演愈烈之下，国人传统的认知方式和價值观有了根本性转变。从“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转向对纯粹的与客观事实、外在世界契合的追求，从惟古、惟上、惟书、惟洋转向调查研究客观的社会实在。受此影响，民主教育思潮与科学教育思潮异常活跃，“离不开实际生活”“具有科学精神”[5]的教育观成为主流，应用民主精神和科学方法于教育研究和对人的科学精神、态度的训练，成为教育改革的基本追求。教育界“普遍认为，‘教育事业之改进，不能凭玄想与空谈，非先实地调查，洞察现状，严密批评，提出解决办法，无从进行。”[6]毕竟“从前考核教育的方法，都系一种‘游行式的，全凭少数人主观之见解，以作非科学的断语”，已经不能适应“组织复杂、事业繁多”的现代教育，建设“使考核的结果，是有根据的，可以证实的，并且能指点优劣所在而谋相当的改革”[7]的切实方法，是当时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先进国家教育调查的兴盛点燃了国人教育调查实践与研究的热情。他们认为，“教育调查，在昔英、德、法、美、奥、苏格兰、比利时、瑞士、瑞典等国皆有之”[1]，这些国家之所以强盛，教育之所以发达，“如非经年之调查，不能集效”[8]。教育调查是社会调查的一部分。部分留日学生对社会调查进行了系统学习，并向国内进行了介绍。1895年，留学生葛万涛跟随东京大学教授高野岩三郎学习社会统计学，把其教学内容翻译成中文，油印刊行[9]。1899年，留学生钮永健、林卓男等跟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授横山雅男学习社会统计学课程时，翻译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该教授的《统计讲义录》。该书除了讲述统计学发展史外，还涉及了财政、军事和教育调查等社会调查思想。1908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孟森又把该书修订为了《统计通论》。1903年，《新民丛报》专栏介绍，有正书局刊印的《世界万事最新调查表》和《十九世纪万国统计比较表》两书就是由留日学生翻译的欧美调查会编辑的资料。这些翻译介绍的内容虽然偏重统计学，但其中都涉及到了运用调查方法认清社会事实，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原因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方式。如果说对外国社会（教育）调查的译介还是个体行为、小范围事件，那么，由留日浙江同乡会、江苏同乡会等所办的《浙江潮》、《江苏》等刊物则促进了国内人士对教育调查的了解。这些刊物都把《调查部叙例》置于刊首，详述开展教育调查的必要性、对象和手段，呼吁国人开展调查。江苏同乡会就曾在国内刊发《敬告海内同志》，呼吁“调查部全赖内地人士详确报告，庶可消息灵通登诸杂志，明各业之盛衰，一省之利弊”[10]。

与留学生一样，中国政府派遣赴国外考察的官员对教育调查在我国的传播也起到了中坚作用。留日考察的官员严修与留日学生交往甚笃，曾与范源濂、杨度、黎源等交流如何改进国家政法时提出“调查内地之实况而研究之，拟分四类，曰政治、曰军事、曰实业、曰教育”，并认为这些调查“当从教育起”[11]（P234）。他在日本考察期间特意关注日本帝国教育会设立的调查部，专门考察了日本“调查教育上须要之事项”[11]（P218）。回国后，严修把自己对教育调查的认识付之行动，建议政府“兴学为地方要政，列入调查，实与钱谷、刑名并重”[11]（P191），提议“调查儿童之确数，以渐谋义务教育之普及”[12]。在他参与制定的《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中，明文要求各省教育会开展教育调查，并详列出了教育调查的应有事项。官方对教育调查的认可加速了其在中国的传播。各省相继成立教育会，开展教育调查。至1907年，全国已设立教育会723个，会员高达48 432人[13]。在江苏教育总会任调查干事的黄炎培就曾回忆到“江苏三十六县，我足迹遍及四分之三”[14]。

在民间和官方的推动下，教育调查得到了国人呼应。在1905年至1907年间国内报刊刊登的调查文章中，教育调查仅次于经济调查，是第二大调查对象[15]。民国期间，教育调查还发展成为“实际教育的运动”[16]。

二

我国现代意义的教育调查肇兴于清末，活跃于民国。1902年调查统计留日学生籍贯和留学学校的《内政通纪卷：日本留学生调查录》和《文学小史：日本留学生调查录》是现今可见最早的教育调查报告。1905年成立的四川学务调查所是所见最早的教育调查机构。

从调查数量上看，1930年代是20世纪前期教育调查发展的大拐点，具体经历了1930年代前的上升期，1930年代的峰值期和1930年代后的下降期三个阶段（见图1）。1930年代（具体是1936年）之前，教育调查的数量各年虽有波动，但整体上逐步上升。1927年和1936年是两个拐点。在1927年前，教育调查在低位徘徊。此后出现了明显上升。1930年和1936年分别相对于1927年和1938年，一个直线上升，一个直线下滑。1927年作为拐点的原因是比较明显的，毕竟国民政府的成立保障了国内政局的相对安定，各种社会事业蓬勃开展，相关学术发展因卓此也趋向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教育调查的发展，为教育调查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教育调查在1930年和1936年出现了“井喷式”爆发。1938年，教育调查又降到谷底，其中既有经过迅速增加之后有所回落的自然现象，更有民族危机加深的缘故。

《中华教育界》和《教育杂志》刊登教育调查数量的历年变化与《全国报刊索引》虽然在具体年份上稍有差异，但在整体走势上大致吻合。1930年代也是其大拐点，在1930年前后，二者刊登的教育调查数量达到峰值（见图2）。这既印证了《全国报刊索引》的可信，也说明依据前二者进行20世纪前期教育调查分析是可信的。

从调查质量上看，以调查报告的呈现方式之一统计式为标尺，20世纪前期的教育调查以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为大拐点（见图3），分为引入学习期（1921年以前）、运用拓展期（1922～1935年）和成熟总结期（1936～1948年）。教育调查的呈现方式可区分为文书式、考察式和统计式。其中，文书式是指调查报告以文书的形式仅呈现教育调查结果，但这一结果是经由教育调查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得来的，只是没有呈现出来；考察式是指调查报告侧重基于个人经验或间接材料描述调查对象的表面，并不追求统计的准确性；统计式则强调对调查对象的数理统计和分析，在调查之前有对调查对象的学理研究。在这三者之中，统计式最能说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调查。它有规范的调查程序，问卷、访谈等现代化的调查方法，以及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分析，有的还“示以改进之道”[1]。统计式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发展最能反映国人接受学习、实践运用和改良内化教育调查的过程。由图3可见，统计式教育调查在1921年之前处于低位徘徊，1921年之后有了多次较大幅度的上升，在1925年发展到顶峰。在1936年至1947年间，统计式教育调查在中位水平稳定发展。

引入学习期，国人的教育调查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国外教育调查译介，成立调查机构，模仿和简单运用国外教育调查开展初步的调查活动之外，还推进了教育调查的学科化，在高校开设教育调查课程。如1919年东南大学教育科开设了教育调查学程，并由廖茂如指导学生开展教育调查实践。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教育调查水平不高。显著的表现是这一时期的教育调查更多强调的是调查本身的重要性和调查的范围，注重准确数字提取的很少，能够以准确数字表述调查所得的就更少。

运用拓展期，除了继续深化前一时期的工作（如邀请外国教育调查专家推士、麦柯尔等人来华讲学，成立实际教育调查社、全国教育调查会等）之外，其教育调查活动一改前期那种对教育调查初步的、模仿式运用格局，呈现出了多样化状态。这具体表现在调查对象的确定方面，既有全体调查，又有抽样调查，还有大量的个案调查。全体调查虽然在引入学习期就已经出现，但在运用拓展期，该调查类型在调查层次（范围）上更加多样化，既有全国范围内的全体调查，也有省或县一级的全体调查。前者如1924年中華教育改进社组织的《我国中等学校教师的概况》调查了全国21个省和地区中等学校教师的年龄、学历、经验、职务、薪俸、家庭状况和修养七个方面；后者如《北京中小学校学生年龄年级及其进步的调查》《十年来江苏中等学校毕业生出路统计》等。抽样调查有关于289名四川《中等学生生活状况及志愿调查》，劳动中学《中学生读书问题之实际》的调查等。个案调查是运用拓展期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教育调查，占到了统计式调查的89%。

在调查资料搜集方面，观察法、访问法和问卷法成为教育调查的主导性资料搜集方法而得到运用。如《燕子矶乡村小学参观记》就是以观察法尤其是参与式观察法为主导的调查活动。访问法（包括结构式访问法和半结构式访问法）是这一时期教育调查活动中最常用的资料搜集方法。如《中等学校休闲习惯之研究》就是采用的半结构式访问法。问卷法在20世纪前期通常被教育调查学者理解为一种与“通信调查”或“邮寄调查”完全同义的调查方法。这一时期应用这一方法的教育调查比例达到81%之多。

在调查资料分析及调查目的方面，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以实用为目的的调查和以学理为目的的调查都有。在同一个教育调查中往往是多种调查方法的同时运用。

成熟总结期，主要表现是统计式教育调查成为了主流，且有相对的稳定性。这说明最具现代意义的教育调查观已深入人心。前一时期教育调查实践与研究特别是系列教育调查研究专著（如张裕卿《学校调查纲要》、程其保《学务调查》、邰爽秋《教育调查》等）对以往教育调查的总结，为教育调查实践提供了指导和参照，造就了这一时期的《小学教师的生活调查》《关于会考实际经验的调查》《小学儿童兴趣的调查与研究》《我国中等学校乡村化程度的调查》《中学男女学生心理倾向差异的调查与研究》《最常用一百字的书写正误调查》《全国“小学废止体罚苛罚及解除一切束缚”的研究报告》《中学生课外阅读的分析》《初中男女学生各科成绩之相关》《中学生课外集体研习活动的情况》《中学生的课业学习》《儿童对于名画欣赏兴趣的调查研究》《中学生学科成绩之调查研究》等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会考实际经验的调查》就是通过邮寄问卷调查了教育行政人员、担任会考科目教员、非担任会考科目教员、校长、学生、家长、阅卷委员、训育主任、教务主任等人对于会考的看法，并对这些看法作了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

三

教育调查起自个人的提倡，受到官方的认可和热衷。1902年底，浙江留日学生成立的同乡会调查部是个人从事教育调查的第一个组织。加之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留日学生相继成立的调查组织，呼吁开展教育调查，促成了国内个人和官方对教育调查的愈加重视。从调查者性质的角度，《中华教育界》和《教育杂志》刊登的教育调查报告，总体上是官方性质的教育调查多于个人，两者所占比例分别是57%和43%。具体可见在1933年之前个人性质的调查除偶尔高于官方调查（如1914～1917年、1920～1922年）外，基本上都低于官方；1933年之后，个人性质的调查明显高于官方（见图4）。

将图1～4进行比照，可见它们在大拐点和基本走势上趋同，说明不管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是在调查者性质方面，教育调查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统计《中华教育界》和《教育杂志》所刊教育调查的调查区域和调查对象更能从横向上说明这一问题。这两本杂志上所刊的教育调查虽说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省份和地区，但它们的被调查次数却有较大差异。除全国性调查之外，被调查次数最多的是江苏，其次是浙江，再次是北京（见图5）。

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应该是这些地区教育调查次数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以来，江浙地区的经济发达水平位于全国前列，这也间接说明教育经费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之大。图6对教育调查之对象的统计中就能印证这一点。应该说，被调查次数较高的对象，就是时人关注的焦点。从图6可见，这两本杂志刊登的教育调查涉及到了教育教学的所有方面。其中对一地区教育概况的调查（称为“普通”）最多，对中小学校概况的调查次之。这两方面都是对教育整体概况的调查。从教育构成部分的角度而言，时人关于学生的调查最多，其次就是经费（见图6）。

20世纪初以来，形成于欧美国家的“以儿童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应该是学生成为教育调查焦点对象的重要原因。教育经费成为焦点，既说明教育经费之于教育发展的重要，更说明时人在教育经费拮据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办教育的努力和艰辛。

四

教育调查在中国的兴起发展与清末新政的需要、地方自治舆论的推动和对西学中国化的思索以及流传我国两千多年方志撰写传统的影响有关。

清末新政是对延续两千多年的国家运转机制和社会习俗的改变，摸清现状是推行新政的必要前提，因而调查也就成为完成这一前提的首选手段。清政府强调：“调查各件，关系重要，得随时派员赴各国各省实地考察。”“惟是考察各省事实以为斟酌损益之方，较之考察外国规制犹为且要。”[17]即使是对于先进国家的学习，清政府也认识到如“未能一一得其真际，恐无以协综核审定之宜”[17]。因此，清末新政时期每有重大措施，必先调查。法律改革先有各地风俗、民事、商事习惯调查；教育改革，有持续不断的教育调查；宪政改革，先有自治和户口调查，等等。

立足本土学习外国的意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本土化运动。五卅运动特别是“九一八”事件后，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完全公开，人们对三十余年来的社会制度重建甚是不满，关于教育改革路径和成效的批评蜂拥而至，教育改革的不尽如意成为“久已潜伏的国难突然表面化严重化以后，国人痛心之余，穷究此项责任之最后的归属”[18]。在批评者看来，自1862年同文馆建立以来的历次教育改革“不是受了日本的影响，便是受了欧美的影响”[19]，“此种不择土宜的移植政策，为我国教育失败的总因，三十年来（指清末兴学到30年代）教育上的种种败征与恶果，几皆由此推衍出来”[20]，从而“多多依据本国的历史与实况，建立本国的教育”[21]，“适合本国国情及生活需要”[22]，“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23]成了其时教育改革的努力方向。对这一方向的落实，教育调查就成了不二之选。

稍早于清末新政，地方自治是清末時期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得到了新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康有为就曾言：“今吾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也。救之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24]《浙江潮》认为，地方自治是中国最有希望和前途的改革，如果不推行地方自治，“虽日日言强中国无益”[25]。《江苏》甚至认为，较之宪政，地方自治更重要，“居今日之中国而欲议改革整体者，不必侈言立宪，研究自治之道为尤要者也。”[26]地方自治的核心是地方人治地方事，关键是提高民智。而中国地广，风俗政情各异，借助社会调查包括教育调查摸清民情，也就成为实现地方自治的必要手段。

除教育调查切合当时国人的需要之外，我国古已有之的社会调查倾向和经验性的社会调查活动，尤其是方志撰写模式为国人尽快接受教育调查提供了论据。户籍清查和赋税田产编查在我国历代中均有充分运用，它们都蕴涵着与社会调查相似的文化因子，从而使初识教育调查的国人有了依托，为辩护教育调查在中国传播实践的合理性提供了论据。根据我们对《中华教育界》和《教育调查》刊登教育调查所采用的呈现方式进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两刊采用文书式呈现的教育调查有192篇次，采用统计式呈现的有98篇次，采用考察式呈现的有52篇次。其中，文书式教育调查在三种教育调查中所占比例最高，可见，教育调查受我国古已有之的社会调查活动影响之大。也正是在这一条件下，即使早期“许多调查者甚至连什么是调查都没有完全搞清楚”[15]，许多调查报告中充满了“讯”“供”“禀”等字样，也没能阻止教育调查在中国的发展。相反，古已有之的社会调查活动，恰恰为处于稚嫩和幼年期的教育调查提供了探询前行的路径。

综上所述，20世纪前期教育调查的开展不仅事关教育，亦事关现代国家建设；不仅是教育界的一己之事，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与参与；教育调查的主体、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各有不同，调查方式也多种多样。教育调查在20世纪前期的发展壮大和备受重视，充分说明它在教育理论传播与实践应用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仍处在教育现代化和本土化建设进程的当下中国，继续重视和大力倡导教育调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也是推进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路径。

参考文献

[1] 邰爽秋.教育调查（上卷）[M].上海：教育印书合作社，1932：1.

[2] 陈礼江.设立全国学务调查局提案[J].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丁编），1928：38.

[3] 朱有瓛.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33：247.

[4] 佚名.教育调查运动概观[J].中华教育界，1936（2）：33-46.

[5] 王克仁.教育调查之必要[J].中华教育界，1920（4）：27-31.

[6] 郭秉文.十年之教育调查[J].新教育，1922（3）：66-69.

[7] 程其保.学务调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

[8] 茗蓀.地方自治博议[J].江西，1908（2-3）：34-36.

[9] 徐国祥，王得发.新中国统计思想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5.

[10] 真如.敬告海内同志[J].苏报，1903（2509）.

[11] 严修.严修东游日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12] 李冬君.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42.

[13] 孙广勇.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189.

[14] 黄炎培.八十年来[M].上海：文汇出版社，1964：67.

[15] 李章朋.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23，30，18.

[16] 张峪卿.学校调查刚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

[17] 宪政编查馆.请饬各省设调查局折[J].北洋政法学报，1908（52-53）.

[18] 常导之.现行学制需要改善的几点[J].中华教育界，1934（9）：25-31.

[19] 范云龙.今日研究教育者应有的觉悟与认识[J].中华教育界，1934（9）：3-8.

[20] 舒新成.中国教育建设方针[M].上海：中华书局，1937：33.

[21] 陈启天.本志的希望[J].中华教育界，1924（1）：1.

[22] 华中师范学院教科所.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277.

[23] 舒新成.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J].中华教育界，1924（8）：1-11.

[24]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上海：三联出版社，1960：180.

[25] 匪石.浙风篇[J].浙江潮，1903（5）：1-12.

[26] 新书广告[J].江苏，19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