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牢狱之灾后，谭磊又面临超过15万元的民事处罚。这让他备受打击。4月18日中午，他坐在榴莲摊前，目光呆滞。偶有顾客来，他也不动，对方买不买似乎都无所谓。 水果摊主谭磊的生活是从2015年1月26日发生改变的。那天，他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卖榴莲，发现一个榴莲被偷走后，他追出10多米。追讨过程中，谭磊扇了对方——许国音两个耳光，又顺势推了一把，许国音踉踉跄跄走出四五步，栽倒在地。随即，许国音被送进医院，半个月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谭磊被花都区公安局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刑拘。

这个判罚绝对不公平，问题就出在可否预见打击头部可以导致死亡上面，打两个耳光绝不会有生命危险，患者脑基底节区出血和打击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

懂医学的都知道，基底节区是最容易发生出血和血栓的地方，诱发出血和血栓的因素很多，每年有成千上万脑出血的，但因为打耳光，打到脑基底节区出血的从来没有过，两者无必再联系，脑出血的最大元凶是硬化的脑血管在血压突然增高时无法随着压力扩张而出血，血压升高的因素有很多，就本案而言，醉酒、偷东西紧张，被人发现害怕，逃走太急都会导致血压升高，打耳光或许也会使血压增高，但这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项，在很多都可能导致血压升高造成脑出血的原因里，为什么直接把原因归到打耳光这一件事情上？

如果追小偷的人没有打小偷，小偷因为饮酒和偷东西被发现追紧张脑出血了，追小偷的还会不会判刑？如果不会，那么同样是导致血压升高的因素，为什么打耳光就要被判刑？打耳光只能算一般违法，顶多是治安处理，根本无法和刑法挂钩。除非法院能排除其他所有可能导致血压升高脑血管破裂的因素，扇耳光成为唯一诱发因素，或许可以这么判，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彻底排除其他因素，扇耳光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种，只是怀疑可能有关，按照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无的原则，不应该成为定罪理由。追小偷的应该继续上诉，让检察院彻底排除任何可以引发血压升高，脑血管破裂的原因，这个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本来有脑血管硬化，在大量饮酒，这样的人脑血管破裂的案例比打耳光多一万倍，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脑血管破裂的更是比比皆是，唯独打耳光打出脑出血的从来没有过。如果法院和检察院非要认定打耳光是唯一原因，那就是违反最基本的常识，是在在践踏法律，这样的宣判，决不能服罪，提起复议。

鉴定意见写得很清楚，酒后、情绪激动、剧烈运动是诱发因素，小偷这些情况都具备，为什么在归因时归到打耳光一件事上？如果不能排出以上因素，证明打耳光是唯一因素，就应该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追小偷者只承担打小偷的治安处罚，而不应该承担刑责

笔者对此并非专业，路过看见这个事，也想发两句感慨。关于小偷死亡，究竟是摔倒致死，还是醉酒引起血压过高加剧烈运动致死，哪一项是致死原因，事关定案责任，而查阅法医证明资料，并未给出明确证实，是因小偷摔倒造成血管机械损伤引发脑出血致其死亡，而且也未排除小偷醉酒等因素引发血管出血致其死亡的原因，究竟属于哪种情况致死，哪一项是诱发原因，证据似乎并不充份。而且量刑上也应慎重考虑，不然此案例的外溢效应将极具社会破坏力。假设警察突然出现在嫌犯做案现场，抓捕中嫌犯某种隐疾突发致死，警察是否需要了承担责任？

如果谈及该案的社会影响，恐怕是难以估量的，谭磊的防卫过当是否达到犯罪条件，在致死责任划分中是否有瑕疵，这无疑都会引发公众的深入热议，这对我们执法公信力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搞不好还会被某些势力借题发挥，在社会上造成更大的危害。甚至会制造出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矛盾。

所以一件这种类型的伤害案，绝不同于普通其它更严重的杀人案、盗窃案、交通肇事案。定罪量刑依法办案，都有硬指标，不涉及公众道德情感，相对社会影响不会那么杂，那么敏感。谭磊案影响的是社会公德，判定公正准确无瑕疵，无疑将对社会产生很大的正面教育意义。相反问题就相当严重了，见义勇为者可能面临生与死而来不及考虑，毅然奋不顾身，但在这种案例的影响下，这位勇士或者英雄肯定会为无所适从而放弃，使犯罪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案例是会助长犯罪心理人更加有恃无恐呢？这类案件办理的是否准确、公正、无瑕疵，对社会秩序，对我国法律的公信为都会造成正面或者负面的很大影响。

所以，办理这类案件就要求承办人更加细致、耐心，弄清任何细节，找出致死后果准确原因，精确划分责任，准确裁量是否有犯罪定罪的依据，才能做到准确执法，公正执法，无瑕疵执法，给社会造成正面的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