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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芝 熊欢

摘 要：以社会融入理论为基础，通过质性访谈法深入了解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和体育参与情况，旨在呈现这一女性群体主体经验的同时，从体育视角为她们的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通过体育活动的参与，可从“空间”“网络”“身份”和“形象”4个维度消解城市空间的隔离，拓展城市社交网络，构建积极的身份认同，改写群体刻板印象，进而在社会和文化心理两个层面推动自身的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关 键 词：體育社会学；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体育活动；社会融入；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2-0034-05

A qualitative study of sports promoting the urban social inclusion of

new generation female peasant workers

TANG Zhi，XIONG Hu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inclusion theories as the foundation， by means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 the authors gained an in-depth insight into the urban work， life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new generation female peasant workers， so as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issue of their social inclusion from the sports perspective， while presenting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such a female group.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hrough sports activity participation， new generation female peasant workers can dissolve urban space isolation from such 4 dimensions as “space”， “network”， “identity” and “image”， expand their urban social network， build an active identity， rewrite group stereotype， and then boost the process of their urban social inclusion in such two aspects as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new generation female peasant workers；sports activity；social inclusion；qualitative study

农民工是我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劳动大军。2016年，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其中女性农民工0.97亿[1]。随着第一代“打工妹”的陆续返乡，“80”“90”后的新生代已经成为这一女性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价值取向、城市认同等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她们留城意愿强烈，留在城市，融入城市，做一名真正的城里人。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差距。现有研究结果表明，阶层、外来者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多重交织导致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中举步维艰，整体上呈现出“没融入”的状态[2]。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不仅对她们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作为一个近1亿人的庞大群体，更是关系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最终实现。因此，对她们的城市融入问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指的是她们融入城市主流群体，与主流群体同等地获取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源，并在生活方式、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动态过程[3]。一般认为，融入城市社会需要经历经济、社会、文化或心理3个层面的适应[4]。其中，经济层面包括职业地位、收入水平、住房状况等，这些既是她们在城市生存和立足的物质保障，也是融入的前提；社会层面包括社会交往、社会参与和生活方式等，这些是融入的基础，反映了融入的广度；文化或心理层面的融入则侧重于对城市文化的适应程度、对城市生活的主观感受、对自己身份的感知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和规划等，这些是精神上的，反映了融入的深度[5]。只有上述3个层面的全部适应才能说明完全地融入城市社会。

本研究在质性研究范式下，旨在从微观以及参与者的主体经验层面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体育参与和城市社会融入的个体经验进行分析，通过对个体经验的分类与归纳，深入理解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体育参与行为对其城市融入发挥的作用。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法，通过对话和聆听，可以深入了解受访者的生活背景以及她们的体育行为和观念，进而更好地理解体育活动在她们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的调查区域为深圳。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的从业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深圳成为农民工最聚集的地区之一，可以说，深圳农民工就是中国农民工的缩影，深圳就是研究农民工的窗口。调查时间为2017年1-5月。通过非概率抽样的方式，共选取18名出生在1980年之后、在深圳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女性务工人员进行了个案访谈。访谈对象中来深年限最长的20年，最短的1年3个月；年龄最大的36岁，最小的22岁；岗位类别涉及普工、销售员、文员、公交售票员、交通协管员等。为突出研究主题，所有受访者在务工期间均有参加体育活动。访谈有效时间最短的30分钟，最长的80分钟。访谈地点应受访者要求，多为受访者单位或出租屋、咖啡厅等地方，环境安静、舒适，没有外界干扰。为补充资料，还对部分受访者通过面谈、等方式进行了回访。收集到的访谈录音时长共710分钟，转录后的文字资料共计13万余字。在扎根理论的基础上，对访谈资料进行了3个步骤的编码即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理论编码，最后将研究对象叙述的零散故事整合成可用实质代码（主题）加以分析的文本，提炼出体育活动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的理论观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民工只被看成是城市的劳动力来源，而不是有着其他社会需求的行动主体。在体育领域中，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农民工受自身经济水平、余暇时间、精力和教育程度等限制，他们的体育兴趣不大，体育意识差，体育需求较低[6-7]。对于这一结论，有学者表示，农民工体育健身行为的缺乏只是被生存的基本需求所掩盖，并不代表其体育需求不存在[8]，特别是随着新生代群体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体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调查中，大部分访谈对象都认为体育是她们闲暇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而参加体育活动在社会空间、社会网络、身份认同等方面对她们融入城市生活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 运动空间对城市空间隔离的消解

“空间”不仅是物质形态上的自然空间，更是承载着各种社会关系的社会空间和文化心理空间。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来说，“空间”既是她们在城市生存生活、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地理媒介，也是确立社会身份和建立社会认同的重要根基和来源。因此，有学者认为“空间”是她们社会融入的起点和基础[9]。从现有情况来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活动的空间场所主要有3种：一是居住空间，二是职业空间，三是业余活动空间[10]。有研究显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无论是职业空间还是居住空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隔离。空间隔离不仅造成双方在交往和心理上的隔离状态，更是助长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被剥夺感和挫折情绪，影响了她们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11]。而体育运动空间属于业余活动空间，业余活动空间所具有的公共性、多样性、包容性等特点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提供了更多接触机会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

首先，参加体育活动帮助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活空间由原来狭小的居住地拓展到公园、广场、体育场馆等城市公共空间。受经济、交通、社交网络等的影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长期处于工作场所、集体宿舍或出租屋之间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之中，她们虽然身在城市，却与城市社会相隔离，生活空间岛化。到公园、广场、体育场馆参加体育活动让她们有机会走出了工厂、饭店、宿舍或出租屋，在那里，她们得以暂时逃离逼仄的生活空间，摆脱“闷在屋里”和“面向四壁”的沉闷与压抑，在这个自由的休闲空间享受难得的身心放松。

其次，在城市公共场所进行体育锻炼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创造了机会。在公园和广场这样的公共空间中，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有机会和城市居民进行在场式的接触和交流，如有受访者就说到：“我去跑步，也会有其他人去跑步嘛，大家会相互认识啊，相互了解啊。”共同的爱好使得她们与城市居民得以在公园、广场等空间中经常碰面，继而相识，并通过近距离的交流与沟通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打破交往上的隔离状态。

再次，公园、广场等体育空间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提供社会参与的平台。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是一座城市社会生活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也是展示城市居民生活和精神的一个窗口。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们得以在这里相聚，大家和谐相处、自由交流。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来说，去公园、广场参加体育活動，通过观察与聆听，得以真切地领略城市生活的丰富，了解生活在周围的人们的情况，比起呆在出租屋或宿舍有意义得多。这些让她们感受到城市特有的文化和生活气息，增进了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了解，并促使她们与周围的环境和他人建立联系。这些联系刚开始可能是微弱的，但却会加深她们对城市的认识，使她们对城市由最初的陌生到渐渐熟悉，再到认同和融入。

2 运动趣缘对城市社会网络的编织

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网络无论是对她们的就业、职业阶层、收入等，还是对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主要有3种，即亲缘、地缘和业缘[12]。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网络对她们的乡-城流动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降低了流动的风险和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她们沦为城市失败者的命运[13]。但是，当她们在城市安顿下来之后，这种关系网络不仅不能为她们进一步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甚至还成为限制她们收入水平、阻碍她们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之一[14]。业缘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以工作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网络。然而，受制度因素和自身能力的限制，她们所从事的多为档次较低的岗位，其同事也多是进城务工者。因此，她们构建的业缘关系实质上仍属于同质性群体，难以为她们发展和融入提供更好的资源与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构建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有了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

调查发现，以运动兴趣为纽带，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运动趣缘。所谓运动趣缘，指的是在闲暇时间里，人们为了满足各自的健身、娱乐需求，在共同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15]。运动趣缘的建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原有如业缘、友缘、地缘等社会网络的基础上，通过“朋友带朋友”“认识的带不认识”的这种发展方式来建立；二是通过参加“线上”或“线下”的体育兴趣组织或社团来建立。运动趣缘在拓展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同时，对她们的社会融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运动趣缘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调查中，有受访者表示：“在这里你可以去认识一些和你兴趣爱好相同的人，你可以了解人家的工作圈，人家的一些社会资源，你也可以去利用；或者共享工作经验，或者一些比较好的公司啊！”相较亲缘、地缘和业缘，趣缘关系的生命力在于它拥有更加广泛的异质性。在共同爱好的基础上，趣缘群体包容了不同学历、职业和身份地位的人，由于群体成员不同的社会身份，他们所拥有的信息和资源往往也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这些信息和资源在成员们互动、互惠的过程中，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提供了可能。

其次，运动趣缘有助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心理归属感的形成。调查中，很多受访者表示在趣缘关系中感受到了一种无功利性的单纯和放松，而成员间的团结互助还让她们对趣缘群体产生了一种归属感。归属感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着重要的意义。相较父辈们，新生代女性民工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淡薄，对城市生活更为向往，但巨大的制度阻力迫使她们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回不去、进不来”的双重困境令她们无论是对城市还是乡村都难以产生心理上的归属感。这种“无家”“漂泊”意识，让她们产生了分裂感和绝望感，加剧了融入困境。通过运动趣缘，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其他成员间发展出了一种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感是其编织城市社会网络重要的情感支持。在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喜欢在运动过程中与他人聊天，特别是在徒步、登山这类户外运动中。她们的闲聊话题范围涉及广泛，既有对工作中发生的不愉快的抱怨和经验的交流，也有对生活琐事和烦恼的倾诉，有些时候还涉及个人的情感问题。这些自我表露不仅增加她们与群体成员间的了解，还加深彼此间的信任，增进彼此间的感情。而这种在共同兴趣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和亲密感，不但减轻她们在城市的孤独感和漂泊感，同时，还让她们对趣缘群体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归属。归属感正是她们身份认同的核心所在。

再次，运动趣缘有助于推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化进程。韩长赋[16]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实质上就是一次全新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转变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学习、接受城市文化价值和城市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来说，运动趣缘关系中大量的人际互动，特别是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使她们得以不断地学习城市文化，学习在城市的生存技能，以此调整自我的观念和行为，形成新的规范和价值取向，以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

3 运动的身体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

自我身份认同指的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自身的社会身份（如阶层、性别等）和自我认同（心理层面）的感知情况[17]，是她们心理融入的主要内容。刘侣岑等[18]认为个体的身份与个体的身体、身体行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身体形象是定义身份的基础。体育活动作为一种身体实践，其不仅可以对个体的身体进行形塑和改变，随着身体的变化，以身体为基础的身份也能得到相应的构建。调查发现，正是通过参加体育活动这一策略，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构建了一种具有城市性和现代性的积极的身份认同。

首先，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土气”是她们身体上的一个象征落后农村的耻辱性标志[19]，标志着她们的农民身份和较低的社会地位，是她们在城市社会备受歧视的主要根源。要想免受歧视，获得一种受尊重的城市身份，她们就必须努力掩饰或改变自己的“土气”，习得城市人的“洋气”。“与土气的或乡村的身体相比，洋气或城市的身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瘦为美”[20]，苗条、性感、年轻更是城市女性身体呈现的要义。来到城市以后，如何改变乡村的身体，打造一个城市的身体，并按照城市的审美来装饰它，成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身体塑造的主要目标，而苗条的身材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一位受访者表示：“我跑步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减肥，让我自己的体形看起来更完美。”在调查中，当问到为什么参加体育活动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给出了一个共同的答案：减肥！通过参加体育活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接受并实践着城市“以瘦为美”的审美观，她们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向着“纤瘦”“有气质”的城市身体靠近。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身体的形塑固然有对现代女性美的追求，但这也是她们寻求身份认同的一个途径。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乡村化的身体形象，塑造一个崭新的自我形象，以获取新的身份认同。

其次，在生产领域中，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身体多被构建成一种被动的、无力的、被训服、被压抑的形象，与这种身体形象相对应的则是她们自卑、不自信、边缘、无奈的消极认同。通过参加体育活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呈现出了一种充满力量和活力的身体形象。调查中，受访者在描述运动中的自己时，所用的词语十分积极，如“光彩照人”“健康”“年轻”“活力”，并认为运动时的自己“挺让（别）人羡慕的”“特别自豪，特别骄傲，自己都以自己为荣。”由此看来，体育活动在改变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身体形象的同时，还让她们形成了积极的自我认同感。

再次，受城乡差别和性别差异的双重限制，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无论是经济社会地位，还是职业声望都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她们很难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获得积极的身体或心理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体育运动给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带来了一些她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无法得到的补偿。调查中，不少受访者表示，体育活动不仅给她们带来了愉悦、释放的身体体验，还给她们带来了心理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另外，参加体育活动，还让她们中的一些人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如户外探险者、跑步爱好者或活动组织者等等，并从这些新角色的扮演中获得了自尊和自信，进而感到一种自我的认同感。

4 运动形象对刻板印象的挑战与改写

作为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污名化”是农民工群体自进城以来就普遍存在着的问题。在城市居民眼中，农民工的姿态、语言、行為等是“土气”的，与城市的、现代的、文明的有着鲜明的反差。在大众传媒的描述中，他们则是一个“主要从事脏、累、危险等体力劳动，工作生活各方面权益得不到保障，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各种救助，同时又对城市居民生活存在潜在危害的群体”[21]。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而言，她们不但面临着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威胁，还面临着传统女性刻板印象的威胁，如心理承受力差、依赖性强等等[22]。

相较父辈们，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她们对包括话语表达权在内的各种权益都表现出比父辈们更高的期待，也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来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对于主流社会所塑造的各种负面形象，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努力通过不同途径去对抗并予以改善，而体育活动就是她们抗争途径之一。

首先，体育活动以其广泛的包容性和参与性，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重要平台。通过休闲体育这种积极健康、喜闻乐见，且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社会活动为媒介来展现自我，更有可能引起公众的共鸣与认同，有利于否定并改写主流社会所塑造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其次，参加体育活动有利于重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身份，降低刻板印象威胁。长期以来，“打工妹”被建构成进城务工女性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身份定位。这一身份定位所突出的是主流社会对这一女性群体边缘弱势、低等另类等难以抹去的消极刻板印象。通过参加体育活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营造和突出了自己的其他身份。当她们在健身房、羽毛球馆锻炼的时候，她们不再是打工妹，而是消费者、运动爱好者，以此降低刻板印象威胁，为主流社会所接受。

再次，体育活动帮助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获得了新的社会关注点。体育运动以其所蕴含的积极健康和乐观向上的意义使得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关注点和视角发生了转变。通过参加体育活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向公众展示了她们和城市年轻女性一样阳光健康、崇尚美丽、追求时尚，而不再是贴着贫苦、落后、无知等标签的群体。可以说，休闲体育活动让她们与主流社会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沟通的渠道，并促使公众从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一群体[23]。而信息的多元与丰富对于纠正公众认知的偏差，从源头上消除对她们的刻板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体看来，体育活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促进效果主要体现在社会和文化心理两个层面，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有限。通过体育活动来进行社会融入是结构性保障、群体支持与扶助，以及个体行动互动的结果。改善结构性因素是必要条件，但却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外在环境形成相互建构的力量，才能共同推动着她们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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