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将成立粮食危机工作组

刘长林 吴明怿

摘 要：抗战期间，冀鲁豫边区时常出现粮食危机。党和边区政府开展生产自救运动，通过奖励垦荒、科学种田等手段增加粮食总量，提高边区自给水平，规范边区的税收制度，制定策略与敌人开展粮食斗争，制定严格的粮食供给标准，保障边区民众的粮食需求，使根据地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在与敌人开展粮食斗争中建立起了比较合理的应对粮食危机策略。这些措施集中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这是解决边区粮食危机的精髓。

关键词：冀鲁豫边区；粮食危机；粮食生产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113-07

1940—1941年，冀鲁豫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恐慌①。河南地区在1937—1943的6年时间里，受灾的耕地面积总亩数454396千公亩②。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是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重要工作之一。学界对于冀鲁豫边区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别领域，例如提高生產、平抑物价等，对于引发粮食危机的原因，边区究竟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度过粮食危机，缺乏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依据档案等资料，从粮食生产、农业税收、粮食斗争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党中央领导下应对粮食危机的做法、历史作用及经验教训。

一、开展粮食生产自救运动

如何确保危机情况下的粮食生产至关重要。党中央在抗战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到：各边区政府要号召区内民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③1943年，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关于整理冀鲁豫区粮食工作的意见》报告中提出，解决边区日益严重的民食问题的核心是粮食问题，④要求民众积极开展农业生产建设。冀鲁豫边区政府主要从提高粮食的自给能力和建立相关的生产保障制度两个方面展开工作。

1.提高粮食自给能力

由于环境恶劣以及敌人破坏，冀鲁豫边区粮食损失严重。仅范县抗战时期就一共损失了粮食560696300斤⑤。粮食短缺，不利于持久抗战。因此，党和边区政府发出了要“确保战时农产品自给”⑥的号召，区内陆续开展了农业生产建设运动。从垦殖荒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科学种田、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两方面提高粮食自给能力建设。

一是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2日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晋冀鲁豫边区首先提出了“消灭熟荒，开垦生荒”的政策⑦，制定了开荒种粮的几项原则：以消灭熟荒为主；大堤民埝、河滩沙荒等由专属布告民众登记垦种，或由政府将无人垦种荒地分给灾民垦种。⑧该政策明确了垦殖荒地工作中的重点，使得灾民可以获得耕地，是稳定边区农业生产环境，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措施。在政策鼓励下，边区开荒种粮效果明显。1941年1月，鲁西行署仅第一专属就开荒450多亩，收获粮食9万多斤。⑨同年，在冀西地区，“当地仅14个县开生荒地21691亩，共计可以增产粮食95201石4斗5升”⑩。1944年年底，冀鲁豫边区第八军分区就开村

收稿日期：2017-12-18

作者简介：刘长林，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吴明怿，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上海 200444）。

头荒地975亩，种粮食754亩，粮食产量走在了各分区的前列。边区的荒地开垦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效果。耕地面积的扩大有利于实现粮食产量的增加，是应对粮食危机的重要内容。

除了垦殖广地，劳动互助也是提高粮食生产的重要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主要是以“变工队”的形式实施。变工就是换工，主要有人工换人工，人工换牛工，牛工换牛工等几种方式，按工结算。1943年，毛泽东号召各边区民众在原来的互助基础上，建立常年性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互助组的规模，一般为15户左右。1944年，农业生产互助组已经在边区部分地区得到普及。劳动互助的生产方式比较灵活，可以节省劳动力，减少劳动力的损耗，以最优化的方式，获得最大效益，进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如1944年，偏城地区经过互助后，省工29241个，生产力提高17%。同年，阳城县岩山村，互助使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1003.16石。担粪省工2699个，耕地省工1349个，锄地省工2699个。劳动互助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有利于节省劳动力和扩大再生产，是抗战时期边区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手段。

二是科学种田，提高粮食生产效率。边区农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多为笨重的木制品、石制品及铁配置品，粮食生产效率不高。为了提高粮食产量，首先，提倡使用多种肥料，传统肥料如把青草割下埋入土中经过腐化变成肥料；号召圈养家畜修圈积肥等。还使用了化学肥料，如武陟地区“外来之肥田粉，用者亦多”。肥料的使用有利于提高粮食亩产，对于边区农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冀鲁豫边区政府对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也非常重视。1941年10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奖励生产技术办法”鼓励民众改进农业技术：对于革新改良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器具的，给予发明改良人员十元到两千元不等的奖励。该措施出台后，效果明显。边区农作物生产中开始出现喷雾器、五齿中耕器耕作的，还有播种器和除草器，这些新的生产工具，节省人力，功效显著。先进耕作方式、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和使用，对提高粮食产量发挥了积极作用。边区政府还大力支持农田水利建设。“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城西人民为改变干旱现象，开挖了羊范渠（又名民富渠），引大沙河水灌溉羊范等村万余亩农田。”鲁西行署“组织昆山实验县的群众疏浚运河，使200万亩水淹地种上了小麦”。1943年，冀南军区部队协助地方修残缺堤岸，疏浚新旧河道和开渠，共计934华里；帮助群众打井1万眼。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修建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水源，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

2.完善制度建设保障粮食生产

抗战时期，边区各种农业生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不成熟，且冀鲁豫边区经常遭受各种灾害，对粮食生产的破坏性极大。为了确保粮食生产活动有序开展，冀鲁豫边区政府积极着手完善生产建设制度。具体措施包括提供危机粮贷、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两个方面。

一是提供危机粮贷。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破坏性很大，据濮阳县北关69岁的张长喜回忆：“1941年，西郭村当时全村280户832人，1942年外出逃荒要饭者150户675人，占总人口的81%。”1943年，濮阳地区遭遇持久旱灾，多地农作物快要旱死，有的水田因干旱即将成为旱地。1944年5月，边区一些地方蝗虫灾害严重，谷子成为光秆，民众无力购买粮种。因此，保证民众有能力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是边区工作中的重点。

冀鲁豫边区政府救灾总体指导思想是依据晋冀鲁豫边区“生产救灾”和“互助渡荒”的总体策略开展的，向民众发放农业贷款是重要内容。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了发放贷款的三种途径：由边区政府直接出粮出款贷给农民；由银行出资，政府部门负责审理和发放；由银行直接办理农贷。1943年3月9日，冀鲁豫行署制定了《冀鲁豫区流入灾民生产贷款办法》，“贷款应该分为灾民生产小组贷款和流浪灾民个人贷款两种形式。贷款要办理两项手续。首先灾民生产小组要在区公所登记，获得该区抗联会的申请书后才可以向工商管理局填发三联单请求贷款；其次灾民个人的生产贷款需有两家以上之铺保，或有县以上抗联会或机关的介绍，可得申请书向工商管理局填發三联单请求贷款”。明确了贷款方式，规定了贷款应该办理的手续，规范了边区的农业借贷工作，为边区灾民申请贷款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创造了条件。那么，粮食贷款工作取得效果是怎样的呢？

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粮食贷款总数已经增加到34490万元。其中冀鲁豫边区的农业贷款增长势头非常迅猛。1939年到1945年间，边区农业贷款从500万元增加至6500万元，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则分别由200万元和15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和650万元。在贷款利息方面，农业贷款长期维持在8厘，最高时也才1分，而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利息最低之时也达到了1分，商业贷款最高时甚至达到了1分2厘。边区对农业的扶植，对应对灾荒，提高粮食产量的效果是积极的。

二是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37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策。冀鲁豫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逐渐展开。1940年春，范县文教科长岳黎民在三区（今陆集乡）宣布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方法是“四一减租，四一减息，即佃户原来交给地主的租粮减少1/4”。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边区政府府根据租赁方式的不同采取了不同减法。1944年8月，朝城的大耕地租赁形式。“大耕地一般形式分为定额和活租两种。定额租一般是租额低于千分三百七十五，有的是五升麦一斗秋，有的是七升麦一斗秋。原则上实行二五减租，三五六五负担，但对于贫苦的地主，租额过低的实行少减。活租又有一种四六批的形式，即是地主六，佃户四，这样也实行了二五减租。”以上几种形式除减租增佃外，充分考虑了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而总体上又以“四一增佃”为原则，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进而促进粮食增产。范县地区实行二五增佃的政策之后，“佃农按37.5%分配，分粮171万斤，增加了342000斤。3个村的佃农、雇工70人，每人应从地富手中倒粮4740斤”。1944年，冀鲁豫行署颁布的《冀鲁豫行署关于1944年麦征办法的训令》，可减征一部分农业税，接敌区可减征2/10至5/10，敌占区可减征5/10至8/10。减租减息政策实施后，农民的生产资料得到保障，受高利贷盘剥的压力减轻，对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激励作用。

如何处理好佃户与地主的关系，是减租减息政策能否顺利推广的关键环节。对于减租减息政策，部分地主是反对的，他们也采取了一些反抗行为。减租前地主的反抗带有威胁性质，减租后地主的反抗行为则比前期更为激烈。如1942年12月，边区在总结减租减息运动中的经验时指出，减租前期宣传阶段，地主会以“勾地”（退地）去威胁佃户，并拒绝佃户与减租减息的宣传人员接近。减租后则更为“毒辣”，这其中包括“收回自耕”“里打一股”（地主家人参加部分少量工作，分粮时可分得与佃农一样的股份，旨在减少损失）等方式。党和冀鲁豫边区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针对“减租前一些地主的反抗行为，边区政府要求工作同志到一个村，一定想办法召集佃户会，详细解释边区政府的土地使用条件，地主无故退地，佃户有向政府控告之权。减租之后，边区政府鼓励佃户和其他群众揭破报复阴谋，再根据法令对地主提出‘收回之租地再进行出租时，原承租人有承租之优先权”等。以上只是党和边区政府在处理和地主之间关系时的部分情况，也有部分地主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如“濮阳县三区胡屯村胡玉平氏便是开明地主的楷模”。不能一概而论地主都是反对减租减息的。

二、合理调整农业税以应对粮食危机

抗战初期，由于税收制度相对滞后，边区的税收是比较混乱的。如个别地区出现“游击队就地取粮，部队在哪里就找当地村长要粮，有的开红条，有的开白条，有的什么也不开”造成民众负担畸轻畸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边区政府推广新的农业税收制度，通过统一累进税制度，让农民合理负担税收，减轻农民负担，力求摆脱危机。

1.推广合理负担政策

合理负担政策推广之前，边区实行不分好地坏地一律按亩摊派平均负担的办法，有的地主利用权势隐瞒土地，致使不少地区田赋捐税负担主要落在中贫农身上。为了解决这种情况，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税收政策，把税务负担转到了地主和部分富农身上。为了使负担合理，党和边区政府制定总体原则：富力大的多负担，富力小的少负担，极贫苦的不负担，负担最高额不超过每人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30%，负担人口以县为单位，应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计算负担，以地亩为计算标准；凡本区人民对抗日政府缴纳粮秣、柴草、金钱及其他物资的供给，均应按照本办法计算负担。明确了推广合理负担的范围以及该政策计算的适用范围，其总的精神是富者多负担，贫者少负担，意在鼓励农民生产，达到最大限度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

为了使税收合理负担，首先是对边区土地进行丈量，确定标准的合理负担亩。1943年豫北边区成立后，组织了由贫农、中农、开明绅士参加的评议小组、丈量土地，评议产量，按土地质量、收入多少，分派负担数额。这个方法为合理负担政策的实行划分了标准，有利于纠正一些地方出现的负担面过窄，少数富户负担过重的问题。其次，边区政府把专署到村的分配减免作为主要工作，并提出了三点原则：第一，原决定麦收在25斤以下减免的方法，现予以修正。并据实际情况，确保分配数字的准确性；第二，抓紧村一级的分配工作；第三，争取收割前将村户的分配工作完成。如实在不能完成，也不可草率结束分配工作，可以将现在的突击干部分别组织，一部分突击减免，一部分突击征收。可以有效避免平均减免的偏向，保证分配数额与民众的实际负担能力相接近，有利于使党的合理负担政策贯彻到最基层。按照合理负担原则征收公粮，对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如范县地区“平均每人1亩地的，不交负担救国公粮。每人平均4亩地的，除每人扣除1亩基本地外，交3亩地的公粮，每人平均5至7亩地的，每人扣除1亩基本地外，每亩交1.2亩地的公粮；根据每人田地数量的多少，缴纳不同数量的公粮”。边区政府还对以下几种情况全部减负。如每亩收入在二斗以下之土地；新开垦之生荒地五年以内者；公营事业即官产收入；脱离生产之抗日军人、政民工作人员、教职员所得之生活费收入；因抗战伤亡所得之抚恤金收入。促进合理负担政策在边区的推广。

党和边区政府开展了查黑地反隐瞒造假运动。1942年范县地区查出了全部黑地，核实了土地面积。1943年，安阳县查出瞒报黑地2.18万亩。查黑地、反隐瞒运动对假报财产、逃避公粮的现象是一种打击。政府规定黑地也需要负担相应赋税。党和边区政府规定，黑地较多不能在短期内清查的，可用估计的办法分配其一定负担数字，黑地所在县区经过商量后确定的各村应负担的麦粮总数后，该村如有被查到的黑地，不再增加该村麦粮负担总数。边区政府对查出的黑地进行了适当处理。合理负担政策的推广实施有其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

2.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度

合理负担的推广使边区税收工作取得了进步，但也出现有地无粮，有粮无地，地少粮多、粮少地多而导致负担不合理现象。1940年12月，中央提出实施统一累进税制度。1943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规定，统一累进税征收内容为现款和粮食，以户为征收单位。在晋冀鲁豫边区全面推广统一累进税之前的1942年，冀鲁豫行署颁布了《合理负担暂行办法草案》和《实施细则草案》，根据不同地质和产量把所有耕地划分为5等11级，以6级为标准地，非6级地均折成标准地，每人扣除1亩标准地免征，其余按1.1的累进率计算负担，至人均20亩为累进终止点。这五等土地分别为特等地，也就是一级地，在折合标准数时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折合；上等地，包括二、三、四级地，分别折合成标准数1亩8分、1亩5分和1亩3分；中等地，包括五、六、七级地，分别折合成标准数1亩2分、1亩、8分5亩；下等地，包括八、九、十级地，分别折合成7分、5分5厘、3分；最后是劣等地，也就是十一级地，暂不计算。累进核算的方法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统一累进税的实施，有利于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按等级征税的方法，充分考虑了各阶层利益，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制定策略和办法与敌人开展粮食斗争

保证边区的粮食安全，与敌人开展粮食斗争是一项重要任务。抗战前期，由于粮食管护工作不到位，经常出现粮食被抢掠、被破坏的情况。如果不能制止敌人的抢粮活动，即使粮食增产，可以有效保留的也不多，这就削弱了粮食增产的意义。因此，制定必要的策略和方法与敌人开展粮食斗争，十分重要。

1.反对敌人抢粮的对策和办法

敌人抢粮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灌仓（归于敌人的公仓），征收，抢劫和购买四种。其抢粮步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布置阶段，强制实施阶段和野蛮掠夺抢劫阶段”。1944年7月，靠近郓北地区的日伪军，对该区黄河两岸根据地的麦子进行了抢夺。同年7月10日，“曹县伪军到边区抢麦，扬言要抢15万斤”。日伪军还巧立名目，抢夺粮食。1942年，山东沂水地区的日伪军假借赈灾之名，骗取沂水城口区47个村庄9000元和大批高粱。根据范县统计，八年间共计损失折价6059520万元。敌人还经常利用探子、汉奸进行破坏活动。1944年6月下旬，冀鲁豫边区五区部队在清丰县捉住一个探子李巳，其主要任务是查清楚哪个村存有八路军的公粮。1944年，朝城地区政府查证汉奸孙宝玉有强迫村民给其送粮食并资敌的行为。只有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才能够有效缓解粮食损失。

针对敌人的抢粮行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三个基本环节和三个具体办法：“第一，保证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導；第二，抢先一步争取主动；第三，与广大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具体步骤为：首先在敌人进行第一阶段时，敌占区和游击区要运用合法斗争，向敌伪报灾情请账诉苦，请求豁免负担；其次在第二阶段主要是非法斗争要与合法斗争相结合；最后在决定胜负阶段主要是合法斗争配合非法斗争。”该方法具有很强的层次性，各阶段的斗争方式都比较明确，使边区粮食斗争取得了积极效果。如1940年6月，敌人到濮范观一带催粮，7月中旬，宋任穷、萧华等组织了反顽作战，击溃石友三部队5000余人的多次进攻，打破了敌人的抢粮企图。边区政府制定的对敌粮食斗争策略和办法针对性比较强，根据具体情形采用不同的斗争方法。同敌人斗争的策略和办法突出了党的政治攻势，如1942年边区政府的“‘七七宣言让敌占区人民和伪军组织看见了胜利的希望，并乐于缴纳抗日公粮，认为其是‘反攻粮，‘胜利粮”。

2.在斗争中确保粮食任务的完成

除了与敌人开展直接的粮食斗争外，做好相关的粮食工作是更为重要的事情。例如，保护粮食，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做好粮食的贮存和埋藏，加强仓储建设等，这些措施是保证危机状态下，完成粮食任务的重要环节。

一是保护粮食“颗粒归仓”。为了保证粮食“颗粒归仓”，边区政府成立了战粮委员会，是管理战时粮食工作的专门机构，可以按战时供给委员会行使职权。1943年3月，为了保卫收获的粮食，边区政府“要求粮食收回场中要快晒、快打，白天收，晚上打”。目的是为了防止敌人“趁火打劫”。还要求粮食要放在隐秘的地方，且应分散拖载。并积极利用民兵组织和联防队与敌人开展粮食斗争。1944年，冀鲁豫行署要求民兵自卫队要组织群众抢收、抢藏、抢种，做好准备应对敌人袭扰。同年，朝城地区成立了联防队抵抗汉奸抢掠粮食，并给查获的人提奖15%到20%。同年8月，伪军进行抢麦活动，在地方军民配合下，敌人的抢麦活动遭遇失败。

二是做好粮食埋藏和仓储建设工作。粮食贮藏与埋藏，战时可以躲避敌人搜查，减少粮食损失。因此，边区政府要求不论公粮私粮，在战时一经到手，要尽快埋藏。1943年2月26日，冀鲁豫边区第十九专署出台了关于埋藏公粮的指示，要求公粮在战时要做好隐藏工作。同年4月24日，边区政府在《关于清理粮食数目并注意检查贮粮与埋藏的指示》中指出要把工作组织的更加严密，应对敌人更加频繁的扫荡。“第一，分散埋藏；第二，要保守秘密；第三，要远离大道，远离村庄；第四，要深，浅了容易被敌人发现。”冀鲁豫边区各专署也制定了各自的粮食埋藏方法。第十九专署要求民众在埋粮工作中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室内藏粮，即在屋里挖坑，然后用土填平；其次是室外藏粮，办法与室内大致相同，地点在院子里。另外一个储藏办法是借用老百姓的红薯井，靠近井底往侧方挖洞，然后再将洞口封闭。关于埋藏的数量，边府规定：每坑不超过20斤；每村不得超过2万斤，每户不得超过2千斤。这三种藏粮办法隐蔽性高，单位数量小，埋藏地点分散的特点，不易于被敌人发现，是边区为保存粮食、避免损失而建立的地下粮仓。

粮食埋藏工作中的问题也是存在的。例如，“一个坑埋了一万斤粮食的，若被发现，即有万余斤粮食的损失；埋藏时闲人很多，容易泄密。”粮食一埋百事大吉，很少检查；埋粮手续不秘密等。这些问题带来的破坏性不容小觑，如果问题发生，就会造成粮食损失。如1943年由于冀鲁豫边区部分地区没有“严格执行分户分散秘密存放”等措施，在该年11月的一次扫荡中边区粮食遭到了较大损失。一个村有达27万余斤的，也有达10万余斤的，被敌人一个坑内抢去的粮食有达万余斤的，损失非常巨大。因此，冀鲁豫边区设置了专门人员对埋粮工作进行了评议。1944年11月，裴海村在接到上级工作指示后，选出了村中大公无私的人来组成评议股，在埋粮时，这些人有评议检查的权利。对粮食埋藏工作进行检查、评议，保证粮食掩藏更加安全，提高危机状态下保护粮食的能力。

做好仓储建设，也是应对粮食危机的重要举措。抗战期间，党和边区政府建设了许多仓库，用来储存粮食。主要有公仓、义仓以及合作社仓库等几种。1941年秋，武乡、榆社等地建立了临时粮站。1942年12月，边区先后以行政村为单位，普遍建立村仓库。这种粮站组织即公仓的前身。1943年晋冀鲁豫边府又制定了《设立义仓办法》：“各地地主应拿出一部分暂时收归义仓；向各地的富裕者募捐不得强迫；各村救灾委员会审查批准者，可领用仓粮。”义仓的管理也有相应规定。例如，左权县的所有义仓，春天折价投资合作社，到秋后按市价归还粮食，有利于义仓的经营运转。冀鲁豫边区政府还建立了合作社粮仓，并“特准合作社代替各地粮调所保存粮食。根据地政府规定：社员要分户保存，每一社员以保存一石为标准”。对于粮食保护的有效作用是，社员如果因保存不力使粮食遭受损失，经查属实后，要承担相应责任，因此社员普遍比较负责。边区的仓库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1944年，仅林北县民仓存粮达到2.89万公斤。根据地的仓库建设可以为边区保存大量粮食，仓库可以在粮食危机爆发时，向边区军民发放救济粮。因此，粮仓的建设是边区应对粮食危机的有效措施。

综上所述，为渡过粮食危机，党和冀鲁豫边区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通过广泛动员劳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并建立各种经济制度，最大限度地组织粮食生产活动，促进了粮食产量提高，保障了边区粮食安全，减轻了农民负担，使边区粮食总产量和党政军机关的生产自给率有了很大提高，增加了边区政府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使边区度过了粮食危机。总结党和边区政府应对粮食工作的经验，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党在应对粮食危机工作中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因此，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和边区政府应对粮食危机的重要法宝。为了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和边区政府开展了广泛的“拥政爱民”活动。如在冀鲁豫边区第十七专署1944年1月17日发布的年关优抗补充指示中，由于按人口平均土地时以5厘地为最低差额的计算方法，由于抗属觉得吃亏，专署及时进行了改正。这体现了党对基层民众工作的重视，有利于团结基层人民，在处理粮食危机工作中加强边区的凝聚力。除此之外，党在处理粮食危机中所采取的“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政策都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起到了减轻民众负担的效果，加深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其次，加强根据地建设也是党和边区政府成功应对危机的法宝之一。而这其中经济建设又是根据地建设的重点内容。边区政府开展了以“大生产运动”为主的生产自救运动。抗战时期的粮食生产，个体经济生产效率和产量都非常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很难摆脱粮食困境，从而改善生活应对粮食危机。只有有效利用劳动力，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才能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因此，边区政府采取了合作社的生产方式，简单描述就是互帮互助。如“变工队”“扎工队”等劳动合作形式。该劳动形式有效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合作社经济在抗战期间得到了发展，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最后，党和边区政府在应对粮食危机工作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冀鲁豫边区处理粮食危机工作中得到体现。如在减租减息的过程中边区曾出现右倾倾向。边区政府要求党员端正思想态度，切实履行党的相关政策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减轻民众负担。党和边区政府在工作中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了客观规律，也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也是领导边区民众应对粮食危机的成功经验。

总之，冀鲁豫边区政府充分依靠边区民众开展生产自救，走出了一条依靠人民的应对粮食危机的工作路线，冀鲁豫边区的粮食生产在几年间取得了显著效果，这是根据地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为边区应对粮食危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对党和边区政府的工作造成阻力，但取得的成绩是主要方面。实践证明，党和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应对粮食危机中所采取的措施，取得了人民信任，为应对粮食危机和抗战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①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第202页。

②陈传海等编：《日军祸豫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9页。

③《廣泛开展生产运动》，《新中华报》1938年12月20日。

④河南省财政厅等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 四》，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⑤中共范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红色沃土上的回忆》，2011年，第41页，范县档案馆馆藏：A1—171。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29—330页。

⑦河南省财政厅等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 一》，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2—13、127、662、532页。

⑧河南省财政厅等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 四》，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04、151、18、22、27、337—339、261、327页。

⑨中共濮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身负大任的段君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112、112页。

⑩《今年春耕成绩 耕地扩大地价增高》，《解放日报》1941年7月30日，第152页。

中共范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范县党史 1932—1949》，中共范县县委党史研究室，2013年，第85页。

苑书义等：《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0—221页。

邢台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邢台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50、201页。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二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450、465页。

大名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名县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

黄正林著：《社会变迁与区域经济史研究——以近代黄河流域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2页。

魏宏远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黄文主等主编：《抗日根据地军民大生产运动》，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濮阳文史资料》第13辑，2002年，第60—63页。

《冀鲁豫区、太行区党委等关于战争、生产、救灾等工作的通报》，1943年2月至1943年10月，濮阳市档案馆藏：B41-12-10。

《紧急动员起来捕减蝗蝻》，《冀鲁豫日报》1944年8月5日。

李金铮：《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8—690页。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317、998—999、1033—1035页。

《冀鲁豫边区金融史料选编》上，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第432页。

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1页。

《濮阳文史资料》第12辑，2002年，第108、109页。

《减租增佃中几种不同形式的不同减法》，《冀鲁豫日报》1944年8月11日。

《范县党史资料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1985年，第234页。

河南省财政厅等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 四》，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513、514—510、509页。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4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99页。

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侯志英主编：《中共河南党史》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9—500、499页。

《修正本年麦季公粮征收决定及指示并规定麦粮定量及食麦期间的通令》，1943年5月9日，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12-001-00021-017。

《鲁豫春秋（一）》，第127页，范县档案馆藏：A1-143。

《修正本年麦季公粮征收决定及指示并规定麦粮定量及食麦期间的通令》，1943年5月9日，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12-001-00021-017。

《黑地是怎样处理的 东垣谢寨集》，《冀鲁豫日报》1944年10月15日。

《对敌粮食斗争的策略和办法》，1943年6月1日，河南省档案馆藏：G00012-001-00009-009。

《对敌斗争的策略和办法》，1943年6月1日，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12-001-00009-009。

《刘逆本功抢麦不成败了两仗继续增援郓北军民严阵以待》，《冀鲁豫日报》1944年7月10日。

《城曹我军再度打败抢麦敌人 伪大队副朱晓堂负伤》，《冀鲁豫日报》1944年8月8日。

《敌借“赈灾”之名企图掠夺新麦》，《大众日报》1942年6月1日。

《红色沃土上的回忆》，2011年，第41页，范县档案馆馆藏：A1-171。

《敌探怎样在根据地活动》，《冀鲁豫日报》1944年8月8日。

《不能养着饿狼 朝城发动反资敌》，《冀鲁豫日报》1944年8月8日。

中共范县县委组织部等编：《鲁豫春秋》（一），第129页，范县档案馆藏：A1-143。

《设立义仓办法》，1943年3月29日，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12-001-00009-005。

《关于武装保卫麦收指示》，1944年，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12-001-00028-012。

《关于清理糧食数目注意检查贮粮与埋伏的指示》，1943年4月24日，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012-001-00009-013。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第1439页。

《村干部认真负责 裴海村民主商讨存粮》，《冀鲁豫日报》1944年10月15日。

《河南粮食志》编辑组编：《河南革命根据地粮食资料一选辑》（下辑），1984年（油印本），第266页。

《设立义仓办法》，1943年3月29日，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12-001-00009-005。

太行行署財政处：《太行区财政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河南粮食志资料选辑》（下辑），1984年（油印本），第266—267页。

林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9页。

责任编辑：王 轲

Research on Measures of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of Hebei and Shangdong and Henan to Cope with Food Crisis

Liu Changlin Wu Mingyi

Abstrac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food crisis in the Border Region of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 often occurred. The Party and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s carried out a production-self-help campaign to increase total grain by rewarding land reclamation and scientific farming， increasing the self-sufficiency level of the border areas， standardizing the taxation system， formulating methodological strategies to conduct grain fights with the enemy， and prescribing strict food supply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food demand of the people in the border areas. These measure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base areas. In addition，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more reasonable strategy to deal with the food crisis in the food struggle with the enemy. These measures embody the Party′s mass line and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solving the food crisis in the border areas.

Key words： the Border Region of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 food crisis； food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