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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松

摘 要：民族志的演进经历了从“猎奇”而“科学”，进而“修辞”的过程，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是由“远离自我”向“返回自我”的回归。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构成了人文社会学科中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内核，民族志演进的过程揭示了研究者如何从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跳脱，从而回归“人文”属性的过程。

关键词：民族志；人文社会学科；方法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0-0023-03

一、引言

民族志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一门为“他人代言”的技术，而为了替他人说话，“离我远去”——将“自我”放置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似乎成为一条必经的道路，然而，当后现代思潮在战后渐成风气时，我们看到的民族志，与其说是“离我远去”，到不如说是“返回自我”。

自我与他者，或者以人类学的术语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何者是开展民族志研究的研究者的立场所在？透过反思与民族志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窥视人文学科内在的逻辑。

二、民族志的发展历程

陈向明曾在《在参与和对话中理解和解释》一文中对“民族志研究”做了如下界定：质性研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ethnography（民族志）”一词中的词根“ethno”就来自希腊文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ethno”作为前缀与“graphic（画）”合并组成“ethnography”以后，便成了人类学一个主要的分支，即“描绘人类学”。“民族志”是对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长期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1]。

将“民族志”按其本意解读为“描绘人类学”，并将其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显然有些有违“常识”，但这也提醒我们：作为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民族志以“描述”见长。然而，了解民族志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以“描述”为主要特征的写作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将人类学的历史追述到古希腊，那么，民族志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作为“猎奇”的民族志，作为“科学”的民族志，以及作为“修辞”的民族志。

（一）作为“猎奇”的民族志

早期的人类学者们多数并未受到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训练，殖民时代的优势地位让西方学者们得以悠游地做着五花八门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是“安乐椅学者”盛行的时期。即使是写作了《原始文化》的爱德华？泰勒，其使用的很多材料依然来自于航海家们在殖民途中所搜集到的二手材料。高丙中将这一时期民族志的特征称为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2]。这一判断基本是合适的，但是，更为核心的是，这些“业余”民族志最主要的用途是满足学者或某一特定群体“猎奇欲”。

通过呈现个人的探险经历，或借助他人所提供的证据、证言，学者对原始资料进行逻辑推断，构建出有关外部世界的面貌，这就是早期“业余”民族志撰写的惯用方式。由于缺少足够的标准，学者及其所属群体的“认可”就变得极为重要，民族志与其他文学形式界限模糊。在《写文化》一书中，虽然，温森特·克拉潘扎诺通过对比卡特林、歌德和格尔茨三人的作品指出，后期民族志研究与此前充满猎奇、异域感的“游记”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是，他也暗示了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可以说，这也造成了人类学者的某种身份危机。

基于此，泰勒在写成《原始文化》以后，就积极参与了《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年初版）的编撰，而此书后来也成为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一本极为重要的操作手册。在其后的历次版本修改中，第四版由受到自然科学训练的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等人修定[2]，正是带着这一版本，马林诺夫斯基赴新几内亚开展田野调查，并写就了作为科学的人类学民族志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二）作为“科学”的民族志

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被公认为是民族志“科学”范式兴起的标志性作品。今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感受到作者严谨、克制和冷静的精神。虽然，其后，随着马氏田野工作的个人日记出版，对当时其身处的研究环境及研究者本人的真实情绪等，我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是，这并不妨碍人民以“科学”、“理性”之名界定《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员对土著民族所作的研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科学化、条理化的调查可以带来丰富而高质量的成果”[3]。这句话揭示了“科学”民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员”、“科学化、条理化的调查”以及“丰富而高质量的成果”。狭义而言，今天所说的“民族志”实际仅仅是一些“丰富而高质量的成果”。而更广义而言，唯有三者叠加，才是我们更应关注的“民族志”全貌。

“科学”民族志解决了前一阶段研究中“标准缺失”问题，尤其适用于学科分化的知识格局，为人类学归入现代学科体系挣得了生存的合理性。但这种解决方式并未触及早期民族志的内核——猎奇。抛开名义上“科学研究的需要”，细致地描绘异文化，其内在依旧是对异文化的好奇和玩赏。“科学”成了他者的囚笼，研究者通过“科学化、条理化的调查”将异于自身文化的事物置于自身知识的空间中。

（三）作为“修辞”的民族志

“从17世纪开始，西方科学就从它的合法性库存中排除了某些富于表现的样式：修辞（以‘直白、透明的含义之名），虚构（以事实之名），主观性（以客观性之名），科学所排除了的这些品质就落户在‘文学范畴之中。”[4]“科学”对“修辞”的系统排除并非人类学所独有，自然科学更为彻底，直至后现代思潮下，库恩、拉图尔等才揭示出所谓自然科学同样受到话语、修辞等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理念的影響。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吸引我作民族志研究……总的说来，我不喜欢这个村子。这里的一切都很混乱……”[5]马林诺夫斯基在其个人日记中所做陈述，与其对科学民族志“自豪而自信”的形象截然不同。贝纳森在完成其成名作《纳文》之前，屡次田野研究均不顺利，直至遇到米德夫妇，他才明白，自己的性格使所谓的“科学”民族志研究无法进行：“贝特森总是顾虑是否干扰了他人，敏感的话，不敢问；别人讲话，他不敢打断”。这与马氏那种可以抓住土著人逼问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6]。如果贝特森仅仅将之归于个体差异原因，民族志研究也许不会产生什么变化，也许他会转换研究领域，或干脆放弃研究，但通过反思，他采用了有悖于当时流行的“科学”民族志方法，在写作过程中将作者自身的思想历程融入到作品中。endprint

三、返回抑或遠离——民族志演变的启示

回顾民族志的发展历程，其演化逻辑至少有以下三点对于我们反思人文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被“科学”所包裹的研究者

对民族志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主体性”问题难以回避。笛卡尔式的“主-客”对立几乎是任何一个深受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影响的现代研究者都难以摆脱的思维框架。在这一点上，高举“科学”之名的马林诺夫斯基，与那些“业余”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前辈们一脉相承。泰勒是标准的人文学科背景，但是，其对事物的理解是理性主义的。在“科学”的弘扬下，马氏更是试图将所有影响客观性和理性形象的内容从其民族志撰写中排除出去。在“科学精神”的支配下，研究对象始终是一个远离自身的“他者”，研究者通过细致的研究为其“代言”，如同“无声”的自然界需要自然科学家为其“代言”一样，所揭示的是排除主体意识的“客观规律”。同时，民族志的撰写者拥有了对于“无声”对象而言的绝对权威。

科学方法“保护”了研究者，使其得以保留“权威”。但是，这种做法也为“互为主体”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一旦研究对象最终被“升格”为与研究者相同的“属人范畴”，冷静、客观的研究方法就无法发挥作用，至少会大打折扣。由此，“作者权威”最终让位于“互为主体”和“主体间性”。但这种让位并非绝对。即使研究者能以这一态度去书写民族志文本，构成所谓“复调”，然而，书写者始终占据着一个“在场”的相对权威。

（二）目光：超越“主-客”之争的主体间性

很多学者认为，近年来兴起的虚拟民族志值得商榷。批判的声音有两种，一种是认为民族志本身就指向了某一针对特定群体的研究，诸多所谓的虚拟民族志关注的议题也多为此前民族志已经关注的社会边缘群体，无需加上特定的“虚拟”二字加以标示；另一种则认为，民族志所指向的“实地调查”从根本上否决了“虚拟空间”成为民族志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前者的理由尚且算是较为合理，后者的批判显然没有深入理解民族志发展的内在动因。当拉比诺将保罗-利科的解释学方式引入民族志中时，民族志研究的重心就从此前阶段的“他者”转向了“自我”，或者说从“猎奇”走向了“内省”。

早期民族志主要将阐述的重点放在奇闻异事对自身的“冲击”上，从表面上看，我们会误以为拉比诺所声言的“理解自我”是一种“回归”，一种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但是，这样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了表面的相似上。海德格尔对“闲聊”和“猎奇”均持有某种怪异的反感，因为“闲聊和好奇心会带来歧义或两面性……。当大家什么都聊的时候，就无从分辨谁真正地理解了什么……”[7]。基于此，在猎奇欲驱动下的“游记”写作，甚至是马林诺夫斯基之后民族志的科学范式，其内核都是针对“他者”的猎奇。但是，后现代思潮中产生的民族志范式，将目光转移到了研究者“自身”上，反思性或反身性成了民族志的核心要素。

胡塞尔用现象学的“意向”理论纠正了笛卡尔的“主-客”二元对立思想，在“我思故我在”这一箴言中，“思”成了确保主体存在的必要属性，但是，胡塞尔发现，更为重要的是“思”本身，而非主体。因此，在这一逻辑下再次审视民族志的目光转移，不仅是将研究重心放到了研究者“自我”上，而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所持有的“目光”成了焦点：“目光”即来自于研究者，也来自于被研究者。

（三）田野：“公”与“私”交接的灰色地带

普拉特在《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中记叙了一则有关人类学著作的丑闻，多内尔所著《夏波诺：亲历远僻神秘的南美丛林中心地带》，在受到诸多人类学家肯定后，又被认定为抄袭了1965年一名巴西女孩被丛林部落俘虏后生活的经历[4]。截然不同的评价，让普拉特意识到，人类学著作或者说民族志书写的“界限”所在。

值得反思的是，抄袭或伪造，一定就意味着失“真”吗？调查问卷的填写、研究过程的记录等，存在着伪造的可能性，虽然，可以将这类问题推向学术伦理的范畴，但是，这只是转移了问题。正如这则人类学轶事所暗示的，“伪造”不一定失“真”的。关键在于“真”是如何定义的、由谁来定义。

站在社会唯实论的角度，每一种“伪造”，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一种潜在的“真实”，为什么这样伪造，伪造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认定伪造？伴随着上述民族志研究的“目光转移”，存在着“伪造”可能性的田野经历背后所隐藏的即是有关“何处是田野”的争议。

《田野研究中的阴影面》一书中指出，“田野”的真正面目并非是实验室中被隔绝的某一研究对象，而是掺杂着公共性与研究者私人感情的混合物，是一片边界模糊的“灰色地带”。在上述真与假的争执之中，如果研究者过分纠缠于对“真”的探求，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走向歧途，或是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8]。

因此，对于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研究对象永远都可能以这种“灰色地带”的样貌存在，重要的是，我们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要有此意识，不断地反思并触碰“公”与“私”之间的模糊边界，从而获知有关自我与他者的“知识”。

参考文献：

〔1〕乔金森.参与观察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2〕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3〕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克利福德，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阮云星.民族志与社会科学方法论[J].浙江社会科学，2007（2）.

〔6〕高丙中.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以贝特森的《纳文》为例.思想战线，2008（1）.

〔7〕迈克尔·英伍德.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M].译林出版社，2013.

〔8〕Leibing Annette （EDT）， McLean Athena （EDT）.The Shadow Side of Fieldwork. Blackwell Pub，2007.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Abstract： From 'seeking novelty' to 'scientific'， then to 'rhetoric'，the internal logic about the history of ethnography is the way that from 'away from him/herself' to 'return to him/herslef'.the core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between the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is made up of Cartesian dualism.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graphy reveals the process how researchers jumped out of the dualism frame，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humanity'.

Keywords： Ethnograph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Methodology； Reflectio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