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关键词：“互联网+”；古籍保护；省域应用

摘要：文章探讨了“互联网+”与当代古籍保护的关系，阐述了省域古籍保护工作应用“互联网+”创新、转型、升级的策略，即开展省域古籍共建共享，整合省内古籍资源，联合共建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和省域古籍书目数据库，开展业务合作，传播省域古籍保护故事，从而使数字古籍和专业风范呈现于“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8）04-0101-03

1用“互联网+”解决古籍保护藏与用的矛盾

古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主要指书写印刷于1912年以前，又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中，激活古籍里的文字，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发掘中国元素，都与古籍紧密相关，古籍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特质和中国智慧，正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精神渊源。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被列入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将要实施的100个重大工程及项目。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下，以“互联网+”满足供给侧需求，将“互联网+”运用到省域古籍保护，促进古籍数字化，实现本省古籍保护工作资源共建、成果共享，使古籍跨越时空，通过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体为读者服务，是当代保护古籍的新方法，也是激活古籍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形式。

“互联网+”为省级古籍保护工作创新提供了机遇：协调省域内各级各类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民间收藏、寺庙、道观等单位，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以“互联网+”为平台搭建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存储省域古籍数字资源，用微视频展示等形式把馆藏古籍从残、脏、破的古旧线装书还原为古雅、精美、华丽的文物；在网上发布本省古籍书目数据库和古籍资源数据库，供读者研究利用，让古籍和它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库房，让读者看得见、用得上，从而起到传承、养正、教化的作用。

2“互联网+”与当代古籍保护工作的关系

“互联网+”古籍保护就是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新媒体，实现普查网络监测、古籍修复网络展示、古籍数据分布式存储、古籍信息网络利用，通过数字古籍的阅览、分享、创造性使用，提高线上线下综合运行的效率，逐步实现省域古籍保护的协同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和共享化。

2.1“互联网+”是历史赋予当代古籍保护的时代特征

古籍保护是一项与时俱进的专业性事业，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保护特征。春秋时期孔子编订《六经》，韦编三绝；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七略》，辨章学术；唐朝末年出现雕版印刷，宋代雕版印刷普及，刻本广布；明代汇集天下书，抄写成《永乐大典》；清代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分抄七部，藏于南北七阁；抗日战争时期，为保护古籍，文化先贤募集资金，广泛收购，辗转收藏；1978年，遵照周总理指示，顾廷龙等主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等。保护古籍的方式有整理、编订、编目、刻石、雕版、抄写、收藏、迁移等，方法因时而异，因势而异。就版本复制来说，复制方式经历了抄写一摹刻一影印的变化。目前，我国已经跨越了網络普及、数据库阅读的门槛，进入了大数据、云计算、通过手机和电子阅读器进行数字阅读的自媒体时代，扫描古籍进行数字化复制，并应用于“互联网+”，实现古籍版本数字化、古籍保护网络化和智能化，是正在实施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古籍保护行动的根本区别，“互联网+”成为历史赋予当代古籍保护的时代特征。

2.2数字古籍是“互联网+”形势下古籍再生性保护的版本形式

关于古籍的保护方式，历史上有修复、摹刻、翻刻、重新编刻、影印等。修复是对古籍的实体进行原生态保护；翻刻和重新编刻是在原书内容基础上，重乔红霞：“互联网+”在省域古籍保护工作中应用研究新编写刻版；摹刻是对古籍实体的高仿真模仿；影印是对古籍实体的完全复制。古籍数字化与摹刻、影印同属于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方式，它通过对古籍的原样扫描、数据存储及网络发布，实现古籍在网络及其他新媒体上的数字化传播，使古籍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变为网络上可阅读的古籍数字资源。因此，数字古籍是在“互联网+”形势下古籍再生性保护的电子版本形式。

2.3“互联网+”是省域古籍保护工作创新的载体

在省域古籍保护工作中充分应用“互联网+”，就是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及其派生的新媒体技术，运用互联网、手机移动终端、电子阅读器等信息载体，融合古籍保护专业知识，充分满足供给侧（古籍保护工作、研究型读者、学习型读者等）的需求，实现古籍保护方法的创新、转型和升级。“互联网+”在省域古籍保护方面的应用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互联网+”创新古籍保护形式。即整合省内古籍资源，收集省外地方古籍珍稀版本，在古籍数字化基础上，利用“互联网+”古籍数字版，进行全本发布、专题发布，建设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二是运用网络化、智能化电子终端，推介古籍里的元素，激活古籍里的文字，焕发古籍蕴含的文献之美、精神之美、文物之美和艺术之美，使古籍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互联网+”，实现跨越时空、超越文本局限的传承和传播。三是梳理省域保护古籍史实，讲好省域古籍保护故事，树立省域古籍保护的专业风范。

3“互联网+”在省域古籍保护工作中的应用方式

3.1用“互联网+”形成省域古籍保护共建共享的工作机制

以“互联网+”思维加强对省域古籍保护工作的管理，就是在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体制下，通过厅际联席会议，实行各类收藏单位之间的协作协调，形成共建共享的古籍保护工作机制。健全机构是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基础。机构即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和在各公藏单位内设立古籍特藏部，设立古籍保护专职岗位是开展该项工作的前提。海南省目前只有3家单位有古籍工作岗位，且数量有限。为了实现古籍保护工作的专业化，古籍收藏单位可根据古籍数量和古籍保护业务开展需要，设立古籍普查、古籍修复、古籍保护及中国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等岗位。条件差的古籍收藏单位至少也要设立古籍保护、古籍数字化、古籍普查等岗位。

3.2用“互联网+”联合创建“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

3.2.1古籍数字化可解决“藏与用”的矛盾。以往图书馆古籍服务中，因重视古籍的文物性，普遍存在“重藏轻用”现象，导致读者使用不便。2005年，北大教授漆永祥为研究需要，请求查阅苏州图书馆馆藏曾文玉纂《国朝汉学师承续记》8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全书4册），漆永祥向该馆致函、托关系探间，终不能复制，最后还和该馆打起了笔墨官司。漆永祥公开发表《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一文，批评苏州图书馆古籍部，成为国内首例高校研究型读者对公共图书馆古籍服务提出质疑的媒体事件，反映出图书馆馆藏古籍管理制度存在弊端，如不准复制、不准拍照，只允许抄写，还收取高额底本费等，虽然是为了保护古籍，实际上限制了读者使用。“互联网+”在古籍保护方面的应用，推动了古籍数字化，可解决古籍作为文物需要保护与作为图书要被读者利用之间的矛盾。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曾说，数字化是保护古籍最快、最经济的办法。古籍数字化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原样数字化，二是文本式数字化，三是知识型数字化。建设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的基本做法是古籍原样数字化复制，通常优先选择特色古籍和善本古籍进行非接触式扫描，然后分期分批将普通古籍进行数字化加工，之后将加工好的古籍数字资源以TIFF格式保存母本，拟定主题词，分题名卷数、著者、刊本、版式、册件等进行标目，分类存储，最后将加工后的古籍数字版发布到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体。2016年9月28日，国家图书馆率先把馆藏善本古籍的缩微胶片进行数字化转换，推出“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第一批包括善本古籍10，975部、91，467册、6，124，464拍，读者登录国家图书馆网站注册后即可免费使用。2017年2月28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达1万多部。两次发布古籍达2.4万部，其中国家图书馆两次发布古籍1.7万部，发布数量占国家图书馆善本数量的60%。一些小型图书馆，如梨洲文献馆（http：//www.lzwxg.cn/），将本馆古籍数字化，像陈列图书一样把数字化古籍陈列在网页上，读者可以直接点击利用该馆的古籍数字资源，十分方便。“互联网+”古籍数字化推動了省域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互联网+”时代。海南省古籍保护工作在本省有着开拓性意义，具有利用“互联网+”的客观条件：①海南省政府赋予省古籍保护中心保护全省古籍的职能。2007年以前，海南省的古籍收藏并不为世人所知，当时的古籍只能堆放在图书馆、博物馆的库房里，蛛网尘封，蒙受着虫咬、鼠啮、潮湿、霉变的侵害。2008年，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古籍保护的文件，赋予海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保护全省古籍的职能。②古籍收藏单位分散岛内各地。2016年年底，海南省共有15家古籍收藏单位和个人，其中公藏单位11家，分布在海口、文昌、五指山、儋州等地；私藏4家，集中在海口，其中三家是海口本地收藏家，一家是寓居收藏家。③全省古籍藏量逐渐明晰。2009年1月，海南省古籍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全省古籍才开始得到重视，经过人柜上架、普查登记，古籍具体信息被输入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二级、三级古籍藏量逐渐明确。目前，海南古籍输入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有24，100余册。全省古籍藏量最多的五大图书馆依次是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13，300余册；海口图书馆，馆藏古籍4，500余册；琼台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2，100余册；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馆藏古籍1，500余册；文昌市图书馆，馆藏古籍700余册。在以上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将各馆馆藏古籍和民间收藏古籍数字化，建成海南省古籍数字图书馆，是“互联网+”运用于海南省古籍资源保护的首选策略。

3.2.2用“互联网+”建设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是21世纪以来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创新发展，具有信息资源数字化和阅读载体电子化的特点。因此，建设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要将“互联网+”技术和思维与服务平台、服务系统、建设策略、服务模式相融合，在PC终端、手机、电子阅读器等多种电子媒体发布古籍数字版，实现数字古籍的个性化服务。“互联网+”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由手机阅读APP等组成的多种载体的数字图书馆，它适合在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体如QQ、、微博的全面使用，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开放性，可以开展手机等移动终端与互联网之间下载、传递、编辑等资源整合工作。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是以保护省内古籍资源为出发点，是为加强对省内现存古籍再生性保护而建设的网络图书馆，由读者注册、古籍资源数据库、检索服务、书目揭示、用户服务等模块构成。古籍资源数据库是对省域内古籍资源的全面收集，要求对古籍进行原样扫描，保留古籍原貌，包括具体古籍的原始信息和附加信息，如题跋、句读、钤印、残缺等，保留古籍的文物特征，同时要准确描述古籍信息，以便于读者检索利用。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服务应重视辅助功能开发，如：增设《辞源》等数字版工具书，以便对读者利用古籍提供参考服务和检索服务；设置个性化的“我的图书馆”供存储链接等。

3.2.3用“互联网+”传播省域古籍保护元素。建设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不是各古籍库的简单组合。在建设省域古籍数据库的同时，各收藏单位还应结合本省古籍典藏特色，梳理省域古籍收藏脉络，展示省域特色古籍善本，关注省域古籍保护事例，运用“互联网+”宣传省域古籍保护专业风格。海南省的古籍来源包括历史继承、学者和华侨捐赠、寓居携带、现代购买等途径，古籍版本范围从明成化年间至1912年，我国现代早期革命家、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文物收藏家、复旦大学教授乐嗣炳遗赠给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的古籍达1，500多册，拓片400多张，字画300多幅，富有语言文字特色。另外，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如手机APP、等，古籍工作者还可以采撷古籍里的文化元素。海南省可利用东坡谪儋、黎族故事、五公及海南先贤等进行推介，通过文化创意和古籍阅读推广活动，使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推广形式有“互联网+”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用网络和自媒体软件，传递古籍所承载的语言文字之美和人文情趣之美。

4结语

“互联网+”省域古籍保护，就是将国家倡导的古籍保护工作，在互联、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将互联网与数字化古籍，与多种新媒体，与智能化软件相融合；将各馆古籍数字化统一纳入省域古籍数字图书馆，使古籍在开放和利用中得到保护，而古籍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将更加广泛地深入百姓生活，延伸到世界各地。

（编校：崔萌）